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月。
霍宴辞的治疗方案很有效。
虽然过程很痛苦，但右手的情况在一天天好转。
他很忙，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和看不完的病人。
但不管多晚，他都会来我的病房。
他话不多，大多数时候只是安静地坐在旁边看资料，或者检查我的康复进度。
他会亲自给我换药，他会和我讨论最新的期刊和论文，仿佛我还是那个能在手术台上和他并肩的天才。
在他的世界里，我不是一个需要被同情的残废。
我只是一个生了病的医生。
这种久违的尊重，让我几乎要落泪。
出院那天，他来接我。
“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他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那个小公寓我不想回去了。
“我倒是有个建议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跟我去德兰。”
我愣住了。
“我的团队正在做一个神经再生修复的研究项目，已经进入临床阶段。”他看着我的眼睛：“你的手，不是没有希望。”
希望？
这个词对我来说，太过奢侈了。
五年前，所有的专家都给我判了死刑。
“别想太多。”他看穿了我的顾虑：“就当是换个环境，重新开始。”
重新开始。
这四个字像一颗石子，在我死寂的心湖里投下了一圈涟漪。
我看着霍宴辞。
他清冷的眼眸里，映着我的狼狈。
我点了点头。
“好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