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岁那年，在外求学半个多月的哥哥突然回来，怒气冲冲闯进爷爷书房。
他被赶出家门，至今不知所踪。
我仍记得，哥哥最后在我窗外挣扎时，那张因情绪过于丰富和激烈而狰狞的面孔，与站在我窗边向外远眺的爷爷那截然相反的平静神情。
我看不到他的眼睛，却总觉得爷爷站在窗边时，像极了他手旁那盆枯死已久的花。
也许是因为，那明明已经失去眺望理由，却因执念或身躯依然存在，而同立于窗侧的样子，在我看来是一样的吧。
因此，当爷爷问我是否要离开时，仍陷于认知中亲人反目的我懦于张口。直到五年后，我才给出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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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9年，西台镇。
放学铃响起过了一个小时，我推开办公室的门，骑上单车匆匆向附近另一所学校赶去。
要说老师留我有什么重要的事叮嘱，其实也没有。
她大致透露了最近可能回来个转校生的事，眼镜突然反射亮光，拿起我的成绩单开始数落。
恐怕因为上次空的太多，不满也到极限了吧。
“为什么不好好做呢？有好成绩家里会开心吧。”她露出费解的表情。
且不提我学习是否出于取悦他人的目的，这句话本身我就不赞同。
现在作为我监护人的爷爷是个对所有事都漠不关心的人，而我如今的同居者更是个对外在世界缺乏热情的家伙。
亲近之人的态度或许会影响我，却并非不认真作答的真正理由。
事实是，我已完全想不到继续付出激情的理由了。
但这点说出来相当不妙，所以我试图以病搪塞，又收获了一顿劈头盖脸的思想与态度教育。
万幸天色变化让办公室里的人重新记起时间，终于勉为其难放过了我。
“下不为例。”